肖飞董袭莹事件：媒体的沉默和舆情应对的困境

在肖飞医生的出轨事件引发了网络多重围观之后，其绯闻情人董袭莹随即吸引了火力，遭到了背景深扒，由此引发了深层社会心理震动，这使得该绯闻成为近年来最具爆炸性和社会挑战性的桃色新闻事件之一。接下来，这个舆情事件的走向值得持续观察。

我的看法是，由于事件连续引爆雷区，涉及多个部门、多个人物，乃至重要的权力机制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性的舆情，需要统一应对回复，但是，眼下可能正处于一个混乱期。如果没有一方牵头出面，以修复公信力为出发点，进行整体调查并给出回复，那么舆情应对将是无力的。任何一个涉事单位或者个人的回复都是片面单薄的、于事无补的，乃至火上浇油的。虽然有的单位已经给出了处理意见，但是难以消除网民的不信任心理。这种心理，需要被看到、被安抚，并以各种措施来促其慢慢愈合。

在此之际，我的想法是，如果引入调查记者来进行事件和内幕的调查，会不会有个更好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有一些人在提出，如果主流媒体和调查记者介入，事态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走向。

为什么在一个重大舆情事件爆发之后，很多人会想起主流媒体和调查记者呢？

一、主流媒体的沉默，如何导致了真相的意外消失？

在传统媒体时代，在政府和百姓之间，是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的，那就是媒体。比如党报、都市报、商业媒体、电视台等。这意味着，任何社会关注的事件发生之后，发出声音的是媒体，而不是政府部门。人们也更容易相信媒体的说法。即便媒体错了，政府部门还能兜底，再出面进行更正。

比如我在南京近20年的时间里，在传统媒体发达的前十年，任何重大事件都是媒体率先发声。媒体竞争激烈，百姓的关注点在媒体身上，政府部门除非遭遇舆论监督、被媒体点名才出面应对，更多时候是退居幕后的。媒体作为第三方，不光维护了公信力，而且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常常具有舆论防火墙的作用。

但是今天，传统媒体衰落了，更准确地说，是主流媒体常常对重大事件保持了沉默，隐性地退出了舆论市场，导致了在网络空间里，只剩下了政府部门和网民这两方。一旦重大事件爆发，出面进行通报和说明真相的，只能是政府部门或者相关调查组。

但是这两队人马在网络上直接面对面，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那就是常常导致冲突，引发网民强烈的不信任。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象，每当重大舆情事件爆发后，每个人都被流量席卷，随波逐流，流量来，流量去。总是群情汹涌，波涛如怒，情绪占据上风。政府部门无论怎么说，百姓老是不信任，并且导致“阴谋论”盛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后真相”现象。人们在流量之海里苦苦挣扎，但就是看不到真相。如同掉入大海的落难者，奋力划水，但是看不到救命的稻草和远处希望的桅杆。

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因为在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权力结构下，地方政府权力过大，权力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网民倾向于认为，任何大事件的责任人就是地方政府，或者地方领导干部。他们认为，事情本来就是你们引爆的，然后你们又出面给出解释，肯定会遮遮掩掩的，也可能给出虚假的回复。这就是在大事发生之后，政府出面通报反倒可能导致了公信力和说服力降低的根本原理。因为自说自话，可信度降低了。

那么作为传统第三方的媒体，本来可以通过报道，还原真相，对外发声，从而大大降低政府的压力，但是今天为何会沉默，从而导致了政府陷入尴尬处境呢？

媒体沉默的原因有三。一是，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确实衰落了，关注者少了。二是，对于媒体的管理制度过于严厉，一些重大事件媒体被迫保持沉默。三是，媒体自救的融合战略，在过去十年中意外导致了媒体沉默，因为他们基于中产共识的发声，常常冒犯中低收入群体——这个原理我在此前文章已经多次解释过——网民会脱粉，威胁融合成果，从而导致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部门常常逃离重大事件热点，更多关注历史、文旅和娱乐题材以追求10万+，间接加剧了公信力的流失。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后真相”现象本来只是社交媒体的传播原理，但是今天为何变成了整个社会的传播现象？这主要是因为主流媒体在关键时刻的沉默，导致了社交媒体流传的新闻和信息席卷了整个社会，由此导致社交媒体的“后真相”现象统治了社会。“后真相”的背后，是主流媒体的失职和自我放逐，以及管理政策的背离传播规律。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总结说，之所以在重大事件爆发后，政府和调查组总是遭遇民意的反弹，遭遇网民的炮轰，在于其通报文字被网民认为是“自说自话”，公信力和说服力不足。而重要根源就在于政府部门传统的盟友，主流媒体消失了、沉默了。由此导致“后真相”盛行，真相反倒消失了，没人相信了。

二、政府部门直接“跳出来”导致舆情风险，加剧真相消失

重要的是，在主流媒体消失或者保持了沉默之后，政府部门的压力和风险是骤然加大了。这是因为，作为第三方的媒体消失后，相关部门和网民之间出现空白，只好自己亲自跳出来发声，和网民通话。

越来越多的宣传部门和网信部门，开始直接在舆论场现身，亲自开设公众号和官博，平时发布政策动向、宣传文旅，在出现新闻事件后，这些官方账号就成为了直接对外发声的宣传阵地。但是一旦爆发出重大舆情事件，网民会认为你自说自话，会抱以强烈质疑，由此情绪激烈，留言区往往硝烟弥漫。一旦实施留言筛选，又再次刺伤网民，愤怒情绪升级。

由此导致相关部门直接开设的公众号和官博，在重大舆情事件爆发的时候，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坚持“反话正说”、旁敲侧击，总之不能直击网民心理痛点，说不到网民心里去。而自媒体在此时反倒大声说人话、宣泄情绪、成为网民代言人，直接带走了大部分的粉丝。大家关注一下，那些由部门开设的公众号，有几个能直面热点、谈论热点的？

就这样，在重大舆情事件爆发之后，主流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官方账号的做法如出一辙，遵循着同样的逻辑，那就是同时陷入沉默，而自媒体阵营却加班加点，连夜开工，刺激情绪，收割粉丝。网络舆论引导就这样出了大问题。正面引导的声音消失了，激烈的情绪化，开始席卷舆论场。

我们注意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即便各种新媒体、社交媒体席卷了世界，但是其传统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依然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成为整个社会信息传播和信息可信度的重要压舱石。他们的文章常常流传于网络和社交媒体，客观上具有可观的舆论自净功能。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在肖飞医生和董袭莹引发的舆情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自媒体文章满天飞，整个网络都是激烈的情绪和声讨的怒火，但是客观冷静理性的调查报道，却看不到踪影。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三、调查记者如果介入“肖董事件”会如何？

今天传统媒体的衰落和沉默，最令人痛心的后果之一，是调查记者的消失，以及由此导致的真相消失。

因为调查新闻是所有新闻中成本代价最高昂的，衰落的传统媒体负担不起了，优先砍掉了这个调查部门。而且，相关管理部门认为调查记者的真相调查，会引发矛盾冲突，不利于地方稳定，也不欢迎调查记者的工作。比如关于“工业油食用油混装”的调查报道，相关方面和产业链顿时感到压力扑面而来。

这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在重大舆情事件中，一篇持续客观理性的调查报道，反倒成为稀缺资源，一举占领舆论场。

比如，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初始阶段，在整个网络被混沌、迷惘和愤怒充斥的时候，来自商业媒体的几篇调查报道，瞬间吸引了网民的整体关注。权威主流媒体本身具有公信力，调查报道发自现场、出自面对面的谈话，这比满天飞的自媒体猜测文章、漫无边际的情绪流量，要靠谱得太多，群众和网民的眼睛依然是雪亮的，他们只是在流量之海里，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信息锚点。

就以当下闹得沸沸扬扬的“肖飞董袭莹事件”来说，如果调查记者介入，会出现什么结果？比如说：

能否效仿上海曾经的做法，在“阿里献血事件”爆发后，在整个社会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形势下，由媒体出面进行调查和通报？即便说服力暂时没有达到预期，但是起码较之于政府部门直接出面，效果要好得多。

能否由媒体调查记者出面，访谈协和医学院、领域专家以及各个方面，对于协和“4+4机制”的来龙去脉、历史贡献、当下缺陷进行详细报道？或者将历届通过这个机制招收的学员进行一个统计，依靠实力进来的学生究竟占据多大比例？是不是权贵子弟的“直通车”，还是少数腐败现象？

能否通过董袭莹本人的采访、通过旧日同学、老师、同事的访谈，客观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董袭莹？对于其父母，也进行客观的还原？而不是当下在传言、流言中已经被彻底黑化的年轻女性？

……

我相信在调查记者出马之后，类似报道会在舆论场里产生客观的效果。因为它是调查报道，是真实可信的，具有公信力的，起码比当下“流量信息”“后真相”要靠谱得多。起码会促进网民出现一个共识性的东西，而不是在当下任由各种传言、流言形成的猜测怀疑、阴谋论流量中，事件真相沉浮起伏，反倒会发展成为一个“罗生门”事件。

关键是，在权威性的调查报道在网络舆论中走过一圈之后，再对此事进行官方的通报，效果要好得多。这就如同在一片风沙弥漫的沙漠上面，先用压路机压出一条路，然后在上面进行信息发布生产，这起码遵循了传播规律，产生了社会心理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四、“肖董案”舆情处置的困境何在？

在中国1994年4月接入国际互联网，就此进入新媒体时代和社交软件时代30多年后，中国网民历经了传统媒体衰落、新媒体崛起的剧变，从现实社会进入线上社会、从双脚着地到遨游流量之海，从眼见为实到流言传言充塞耳目，从真实的真相社会到今天“后真相”社会，长距离的游泳折腾，以及真相的漂流，网民普遍开始感到筋疲力尽，油然而生游子思归的渴望，那就是希望回到一个充满确定性和公信力的社会。

人们曾经以为，进入新媒体社会，随着权力干预降低，信息自由传播，人们会过上理想生活，但是未料到，汹汹而至的流量时代让人更为疲惫，在流量冲刷下，真相反倒越飘越远。这如同自己掉入海里，救命航船越来越远，身边水下冒出各种自媒体，如同各种海鱼，发出各种声音，更有“阴谋论”的黑色鲸鱼和鲨鱼不时晃动巨大阴影，反倒让自己产生了不安全感。

在这种社会心理出现的时候，主流媒体会迎来一个“中兴”的机遇期。但是如何做，高度维系于部门政策的引导。

就以“肖飞董袭莹事件”来说，如果推动主流媒体的调查记者介入，即便不能达到理想效果，但是肯定会比相关部门直接出面说明通报，效果要好。就是说，媒体出面发声，效果不一定最好，但是肯定不会最坏。部门直接出面，却往往会迎来一个难以预料的后果。

对于“肖董案”，我认为眼下面临如下几个困境：

首先是，相关部门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个舆情事件对于公信力的杀伤力，并未提高到战略层面认识此案的社会心理影响力，以及社会撕裂的伤害性。这导致的后果是，在当下任由各个单位和部门自由发声，或者允许他们关起大门、掩耳盗铃，以沉默应对墙外的喧嚣，由此导致网络情绪更为激烈，自媒体文章挑拨流量，营造更大社会撕裂。

其次，地方和相关部门对于主流媒体和调查记者抱以警惕，甚至严防他们介入调查报道。或许地方媒体已经接到了一些宣传要求，不要对此进行采访或者评论。有关部门认为媒体的介入，会偏离自己的期待方向，从而脱离权力控制，导致事情不可控，容易出现舆论爆发、难以收场的后果。

但是从过往无数案例来看，在舆论管理面前，常常权力一出手，事情就开始向着搞砸的方向偏离，然后常常就脱离轨道、最后翻车。因为舆论常常是监督权力的，让权力感到约束的，权力逻辑和舆论逻辑是冲突的，由此权力常常无意识地向着舆论反方向用力，由此不遵循媒体传播规律，无视网民接受规律和认知心理规律。

再其次，地方认为成立调查组已经足够，已经代表了最高权威，但是调查结果和事件通报的环节反倒出现问题。在调查环节，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蜻蜓点水，点到为止；在通报环节，倾向于回避主要矛盾，模糊主要焦点，反倒在次要问题上大张旗鼓，浓墨重彩，回避网民关注的主要问题，结果反倒降低了可信度。

还有，有关方面还可能将此案视为具有意识形态风险，而加以严密管控。比如，将其划定为意识形态风险案例，直接给出定性，由此各方被迫接受，压制网民意见，如同包住伤口，反倒留下巨大感染隐患，并且更加难以愈合。

最后，少数管理部门希望跨省建立“舆情战略互信”，就是在我方发生舆情事件的时候，彼方对于媒体报道进行压制或者柔化处理，反之亦然，从而导致游离了真正问题，真相报道反倒变成失真报道，或者模糊报道。这也是违背网络舆论和信息传播的规律的。

当然，上述困境，仅仅是出自我的一些舆情风险研判，不一定在现实中出现。我的看法是，在此案引发激烈争议，导致出现社会信任风险的时候，主流媒体及其调查记者可以做点什么，然后推动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

作者：燕志华 博士

资深媒体人/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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