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育英中学教师体罚学生事件，谈教育舆情可有更好的应对办法

这个国庆长假过得基本风平浪静，可是总有一些事件让人难以忘怀，比如“育英中学教师体罚学生”的处理事件，感觉有必要在这里追述一下，并给出一些建议。

一、事件概述

9月初，家长付女士发布视频称，济南育英中学教师田某某让她的孩子在操场罚站，让全校师生观看，还反复把写有学生姓名的桌牌扔在地上，让学生蹲在其脚下捡起来。“开学区区五天，我的孩子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要不就是写检讨书，每天都在侮辱中度过”。该家长认为孩子遭到班主任“霸凌”，孩子人格尊严遭到践踏，已经涉嫌构成虐待罪。

9月18日，济南市市中区教体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查，2025年9月开学两周内，该校初一年级某班主任田某某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存在对学生林某某体罚等不当行为。决定对田某某给予记过处分，调离工作岗位；对学校党委书记黎某给予诫勉，并责成向学生及家长赔礼道歉。

9月22日，付女士的委托代理人、金立伟律师告诉记者，付女士因摄入过量的安眠药被送到医院抢救。金立伟表示，付女士认为教体局对于该老师的处理结果过轻，将通过法律方式争取合法权益。

9月22日，济南市成立由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妇联等部门和市中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9月26日，山东济南市联合调查组发布“育英中学教师体罚学生”调查结果的情况通报。（上述文字综合了相关媒体网站的资料。）

二、教育舆情的典型性

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教育舆情事件。其舆情应对和通报也具有典型性。

由于教师出现严厉管教行为或者不当行为，学生家长强烈不满，随即在网络发起抗争，吸引网络关注和网络支持。然后地方反复通报，只为尽快平复舆情。

从近年来的教育舆情特点看，只要是学生的母亲上网发声，将自己不公平的感受进行网络表达，总是引发巨大围观。

原因无他，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天，舐犊之情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慈母的悲愤抗争总是激起强烈共情和同情，从而形成巨大情感共同体，给涉事学校和主管部门带来巨大压力。即便母亲在陈述中添油加醋，对于情节有所加工，也能获得理解和谅解。

从育英中学的应对看，第一次通报之后，学生母亲认为处理过轻，进行了极端抗议，由此济南市成立调查组，并给出了更长的通报。

三、通报的负面效应

此次济南通报，虽然从平息舆情的角度会有效果，但是也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

母亲的情感获得安抚了，但是谁来安抚教师群体的情感？如何评估事件处理对于教育的深远影响？

从网络评论和社会后果看，此次舆情处理和事件通报，会给教师群体带来又一次的伤害，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困惑。但这是一个沉默的群体，因为他们身处体制内，有严格的管理约束机制，很容易因为一次抱怨受到警告和问责。但是他们内心常年积累负面的情绪，对于教育是巨大的负担。一个心理超载的人，很难做好教育的工作，因为他的能量难以支撑续航。

此前任何一次的因为学生引发的家校冲突，常常是以处理教师、安抚家长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其实也是舆情处理的思路，就是通过处理体制内的一方，来安抚另一方的情感。即便体制内的一方感受到不公平，但是也常常从大局出发，接受这种相对的不公，以换取舆情的平息。

但是教育舆情不一样。如果说，很多网络舆情是以处理问责干部来平息舆情尚且有效的话，那么教育舆情以牺牲教师的感受来平息家长的愤怒，会导致教育的更大伤害，留下深远的隐患。

这是因为，教师群体是教育的主体，他们的认知和感受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当他们意识到任何冲突，最后总是自己承受代价之后，他们就会出于自我保护，对于教育不再敢于负责。比如，对于学生来说，他不再做个传统的师长，更可能像个“合作者”，在完成自己的额定任务之后，就不再关注学生的表现了，更可能仅仅为学生提供情绪价值，但是对于学生的不正确的表现，却不想或者不敢进行批评指正。

面对个性越来越突出的年轻一代，本来就难于施教，现在再增加了家长的介入因素，导致教育如同冒险。教师躺平现象，近年来已经开始蔓延。“传道授业解惑”是中国老师的社会职责，但是如今可能做完“授业”之后，“传道”“解惑”就被放弃了。

这又会回到教育的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教师有没有惩戒权？这个直指教育痛点的灵魂之问，在中国社会起码已经出现十年了，但是如今看来，惩戒权反倒越来越淡化了。

惩戒权在传统社会里，是个无可非议的权威行为，但是在今天少子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时代，反倒成为一个可疑的存在。家长群体越来越深入地介入校园管理，正成为校园管理的主体之一，这打乱了校园的秩序。

惩戒权缺失的背后，链接了这样一些话题：教育的转型、教育理念的更新、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教师权威和学生权益的平衡等。这实际是现代社会对于传统文化带来挑战的话题之一，背后更深层的因素，是学校的封闭教育在今天正面临网络民主、人工智能、知识贬值的严重挑战。技术正在瓦解知识体系，尤其是强调以背诵记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在今天人工智能时代，正遭遇降维打击。知识贬值不是指在就业市场的贬值，而是指对于人类的进步、个体的认知、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知识所占比例正在显著降低。这些都是需要长远思考的问题。

但是当下最为紧迫的问题在于：每当教育舆情爆发，最后通报总是让教师承担后果，以尽快平息舆情。

虽然舆情通报更多是为了尽快平息舆情，但是不能平息了一方，却牺牲了另一方，尤其是教师这个群体。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听到，并且需要被公开地、大声地表达出来。

四、更好的应对办法

对于类似教育舆情，有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

通报之所以让教师群体承担后果，在于希望尽快平息舆情，但是如果总是牺牲一方权益，这反倒会种下风险种子，最终由教育和社会来承担后果。

通报以顾全大局的面目，其实常常是“委曲求全”，以处理体制内人员的做法为社会提供情绪价值。其本质在于，调查组担心自己调查结果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只好不惜以牺牲教师权益来满足和迎合网络情绪。

我的建议是，为了提高调查的公信力和说服力，面对教育舆情，需要建立一个各种权威人士组成的“第三方调查组”。

从济南的通报看，此次调查组是由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妇联等部门和市中区组成的。但是这样的调查组不是权威的第三方。因为在网民看来，这都是“官方”，是权力自己调查自己。

一旦出现某方面让网民难以满意之处，网络就会爆发愤怒。原因在于，这样的调查组是官方的调查组，网民倾向于抱以怀疑和不信任。在舆情结构中，网民和官方处于对立的双方，官方的单方面说辞，常常难以获得更大的信任。

所以，类似的舆情调查，需要具有第三方色彩的调查组，这样才能提高参与感和权威性，最终提高社会说服力。比如，需要邀请教育部门、学校、家长、教育专家、社会权威人士等各方组成的调查组。其中，教育部门是管理者，学校和家长都是当事人，教育专家具有专业的权威性，社会权威人士带有社会感知。这样的调查组，类似于社会大调解中的群众合议机制，或者西方社会民主参与的“陪审团”制度。

这样的调查组，因为来自社会各方，带有不同的文化视角和利益考量，最后给出的处理结果会形成一个社会各方的最大公约数。既不偏向学校，也不偏向家长，而是约等于当下社会的公共价值和社会心理的基本接受度。

但是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这是一个具有群众性、民主性和公共性的调查组，具有高度的合理合法性，因此是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它能够接受最严苛的挑剔，可以正大光明地接受社会各方的审视目光。

这样的调查组给出的结论，因为不是权力说了算，而是群众的民主合议，是“多数人的意见”，因此享有公信力。任何一方即便不满意，也只能接受。如果因为不满而“闹”起来，会引起公愤，失去道义感。

五、一个关键的环节

也因此，决定这个调查组成败得失的关键一环，是调查组的结论必须是最终结论，而不是供领导参考的建议。一旦最终还是主管部门和领导说了算，甚至进行修改，那就前功尽弃，导致这个制度的全盘失败。

因此一旦最终是部门领导说了算，那又会重回旧的轨道，回到权力说了算的框架里。因为是权力说了算，那就很难具有群众的代表性和民主性，会一如既往地遭到网民质疑。受害者的受迫害心理就会变得强烈，也就具有“闹”的强烈冲动。

所以，我建议各地教育部门在遭遇教育舆情的时候，充分考虑这样的建议。当然，作为成员的教育部门，也要关注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作为网络舆情的研究者，我的看法是，地方权力在过去数十年对于各种事件的不当介入，直接导致了法律被边缘化，并导致了延续至今的“闹”的社会现象。

因为权力和法律不一样。法律是根据条文的规定，而权力是根据大多数和群众的意见。这使得权力在处理事件的时候，潜藏着一个深刻的悖论，那就是处理的标准不是根据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常常是根据人多人少的群体性指标。这使得通过“闹”，唤起更多人的支持，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和必然的选择，权力让步，也成为大概率的事件。最终牺牲的，是法治和正义。

这也使得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是法律的归法律，权力的归权力。今天发生在大街上的冲突、短视频上的社会矛盾，本应是法律的事务，但是权力却第一时间介入处理。最终引火烧身，矛盾缠身。

所以，在很多网络舆情的调查处理中，适当吸收社会权威力量的参与，不失为一种提高公信力和说服力的做法。

作者：燕志华 博士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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