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基层执法正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每一起执法行为，都可能被手机镜头对准，被选择性剪辑，被贴上“暴力执法”“选择性执法”“欺负老百姓”的标签发到网上。

但，这并非执法本身的问题。大多数基层执法人员依然依法依程序办事，只是，当前的舆论场已经变了。流量时代，一段掐头去尾的视频，配上一个情绪化的标题，再加上断章取义的解读，一旦被贴上“执法不公”的标签，就会迅速引爆舆论，把一次正常的执法推上风口浪，最终让执法陷入尴尬的处境。硬着头皮上，可能被骂；缩手缩脚，又可能被说成“不作为”。

舆论监督的目的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当“监督”演变为“流量生意”，当“维权”异化为“网闹”，基层执法就陷入了一个困局。正常的执法被无限放大，本应维护的法治秩序反而被置于舆论审判之下。执法者不敢依法作为，违法者反而有恃无恐，法治权威正在面临被消解的风险。

一、执法逻辑与传播逻辑之间的错位

执法靠的是程序、证据、法律依据，每一步都要求依法依规。而网络传播讲的是情绪、冲突、反差感，追求的是前三秒的内容能不能留住人。一段完整执法视频的前两分钟，通常是执法人员出示证件、说明依据、反复劝导，这些在传播中往往被剪掉。留下来的那几秒冲突瞬间，恰好是整个执法过程中最容易被误解的部分。

2026年5月大理“城管与商户肢体冲突”事件中，大理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在依法劝导占道经营时，商户拒不配合，辱骂并推搡执法人员，双方随即发生肢体冲突。现场视频被截取后在网上传播，公众看到的是“多名城管围殴商户”的画面。但完整事实是商户阻碍执法在先，且多次辱骂推搡执法人员，执法人员是在依法履职过程中被迫还击。公众看到的画面，只是整个事件的后半段。

结果是，基层执法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被执法”对象。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违法当事人，还有屏幕背后数以万计的情绪化审判者。执法行为一旦被发到网上，程序是否正义就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画面传递的情绪。

二、执法权限下沉，保障却没有同步跟上

近年来，执法权限不断向乡镇、街道下沉，基层执法队伍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但与之配套的力量、资源和专业能力并没有完全跟上来。执法人员往往身兼多职，既要执法又要维稳，既要管秩序又要做群众工作。工作内容繁杂，执法过程的规范化程度本身就存在差异。一旦被网络放大，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被无限放大。

2025年11月南昌“女队员办公区牵狗”事件中，记者在采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时，发现一名女城管队员牵着狗走出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在办公区牵狗，本身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面对询问，该队员说辞前后不一，先称狗是别人放的，后改口是执法抓来的。一个基层执法单位的日常管理细节，因为一次偶然的采访被曝光，最终演变成舆情事件。

案例本身不大，但它暴露的，正是执法权限下沉后保障体系没有同步跟上的一个典型切口。权力下去了，但管住权力的人、制度和纪律，还没有完全到位。执法人员不仅缺乏足够的专业训练来应对复杂的执法现场，连最基本的办公纪律都难以维持。当面对更复杂的舆论场时，出问题几乎是必然的。

执法权限下沉后，基层执法人员面对的是熟人社会的复杂关系网络，执法对象可能是邻居、亲戚、老同学。这种关系使得执法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张力。一旦被网络曝光，熟人社会的议论和网络舆论叠加在一起，给执法人员带来的压力远超城市执法者。

三、诉求是复杂的，执法手段却是单一的

一个典型的执法冲突，表面上看是执法行为本身的问题。但很多情况下，执法对象本身就处于某种困境之中，生活困难、经营压力、情绪不稳，执法行为往往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公众在视频里看到的，只有执法人员怎么对待那个人，却看不到那个人之前都做了什么。

2023年海南三亚“城管收走孩子写作业桌子”事件中，城管搬走路边一张桌子，桌旁有个正在写作业的孩子。画面里，执法人员面无表情地把桌子搬走，孩子愣在一旁。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城管冷血”“连孩子写作业的桌子都不放过”。但那段被切掉的事实是：这家店铺长期占道经营，城管已多次劝导，并下达了整改通知。桌子是店铺的占道物品，不是孩子的私人物品，孩子写作业只是那个瞬间的偶然状态。

公众看到的画面是真实的，执法人员确实搬走了一张桌子，旁边确实有一个孩子。但被裁切掉的，是这张桌子为什么会在路边。当执法对象背后的复杂处境被简化为“被欺负的弱者”时，执法者的形象也在舆论中被简化为权力的代表。执法队伍的士气被消磨，作为执法者本应具备的锐气和果断，逐渐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所取代。

四、从个案到风气的传导链条

前文讨论的错位，从个案来看是传播对执法事实的扭曲。但单个事件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不再是偶发的“误解”，而是一种被反复利用的“惯性”。

基层执法的困境，是一个被反复强化、加速传导的链条。

一条执法视频被截取、上传、扩散，平台算法基于高完播率给予更大流量推流，评论区迅速形成“执法者欺负人”的共识。当这条内容获得足够热度后，其他平台跟进搬运、加工、二次解读。各地网民涌入讨论，形成跨区域共鸣。涉事地方被迫回应，通常只能息事宁人，即便执法过程本身没有问题。

这个链条的形成，不只是某一次传播的结果。算法识别完播率够不够高、评论区够不够热。当一条被剪辑过的视频获得足够热度，平台会持续推送同类内容以维持用户停留。下一次同样的画面再次出现时，公众的判断已经不需要事实。链条一旦形成闭环，每一次都在加速，每一次都在加深撕裂。

2025年9月乐山“城管掀摊”事件印证了这个链条的完整运作。某水果店多次占道经营且拒不整改，多部门联合开展整治时，店主自行掀翻水果箱并大声哭诉“执法人员欺负人”。视频以“城管掀摊打人”为标题在网上大量传播，而后涉事城管被停职，但完整监控显示执法人员并未主动掀摊。

这说明，当公众的预设立场已经固化到可以被当事人主动利用的程度时，传播就不再是误解，而成了工具。当当事人敢于利用“执法者欺负人”的公众预设立场来制造舆情时，风气已经变了。

而当风气变了之后，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便开始形成。下一次再有类似执法场景，公众的预设立场已经形成：肯定是执法者的问题。这种预设立场反过来影响执法者的行为选择：该果断的不敢果断，该采取强制措施的不敢采取。执法者退缩之后，某些群体反而更加有恃无恐。

五、基层执法队伍正在被改变

“网闹”现象的影响正在渗透到基层执法队伍的内部，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工作方式，还有他们的心态。

以前是“依法办事就行”，现在变成了“依法办事还不行，还得考虑会不会被拍”。以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现在变成了“能不出手就不出手，出了手就是麻烦”。以前是“执法是为了维护秩序”，现在变成了“只要不出事就是最大的胜利”。

这种变化是一个系统性的、机制性的反应。新入职的执法队员从一开始就成长在“怕被拍”的环境中，接受的训练是“谨慎执法、避免冲突”。当老队员也开始调整行为模式时，整个队伍的风气就已经被重塑了。

不少基层执法人员已经开始主动规避风险。能劝则劝，劝不动就等，等到问题累积到必须解决的时候再想办法。执法效率在下降，执法成本在上升，但“不出事”的目标确实在实现。只是这个“不出事”背后，法治的根基正在松动。

六、应对的方向

处置不能靠删掉视频，更不能总是被动应对。这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坐实“执法者心里有鬼”的印象。

把执法过程常态化公开。很多基层执法单位在舆情发酵后才被动回应，这时舆论已经完成定性，解释的成本极高。如果执法过程本身是规范透明的，最好的应对就是在第一时间把完整过程公之于众。要在舆论提出疑问之前就给出答案。推动全程记录和及时公开，目的不是让执法人员更谨慎，是让舆论少一些猜疑。当完整记录成为常态，断章取义的空间就会缩小，想用片段煽动情绪就会变得更难。

改变“谁闹谁有理”的处置惯性。基层执法最大的困扰之一，是出事后处置的逻辑出了问题，想的是“怎么才能尽快平息”。为了平息舆论而做出让步或处理一线执法人员，只会让“网闹”更加普遍化。处置逻辑需要被校准到“以法律为准绳”。把“依法依规”作为唯一的判断依据，堵死“闹就有好处”的空间，让闹的成本高于收益，网闹的冲动才会消退。靠解释和安抚是堵不住的，靠规则让“闹”的成本变高，才有机会从根源上减少这类行为。

让基层执法者有底气依法作为。比起“别惹事”的提醒，执法者更需要“依法办事我站你”的底气。当基层执法人员意识到“依规执法不会被抛弃”，他们才可能把注意力重新放回解决问题本身。这种底气需要制度的支撑。当执法行为合法合规时，不被舆论压力轻易否定；当面对无理取闹时，有明确的处置依据和上级的坚定支持。当“依法办事”的确定性高于“息事宁人”的惯性，执法者才能真正从“怕”字里走出来。

最后：

基层执法的困境，表面上是执法者与群众的冲突，深层看是法治的刚性要求与舆论场的情感逻辑之间持续的错位。执法行为是具体的、有边界的。网络传播是放大的、情绪化的。两者的运行逻辑本来就不一样，一旦被强行拉扯到同一个场域中，执法者往往成为被定义的一方，而不是定义规则的一方。

这个问题，说到底不是执法者能自己消化的。如果执法者每走一步都要担心被拍、被剪、被骂，最终受损的是法治本身。当“依法办事”的成本高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执法队伍就不会再有维护秩序的能力和意愿，法律也将失去最后的落地支撑。允许基层执法者依法作为，让他们在法治轨道上拥有不被舆论绑架的确定性，可能是当前最紧迫也最基础的一件事。（完）

文章作者：观山 网络舆情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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