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舆情应对中，文书写作常被视为一项技术活，其要求包括格式规范、数据详实、措辞得体等。然而，真正高水平的文案背后，并非依赖于修辞堆砌、信息罗列或公关技巧的包装，而是一种被称为“社会临场感”的能力在发挥作用。

社会临场感，亦称社会存在或社会呈现，最早由马里兰大学学者Short、Williams和Christie提出。其核心定义是指，个体在通过媒介进行沟通互动时，对他人真实存在的感知程度，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关系联结强度。

通俗地讲，它描述了在舆论传播场景中，公众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媒介接触热点事件时，能否产生一种“身临其境”或“仿佛亲历”的感知，以及这种感知是否会促使他们产生情感共鸣或行为参与，例如评论、转发、举报或捐款。其本质是媒介技术与个体心理交互下形成的一种“虚拟在场”体验。虽然它不同于物理空间的真实在场，却能对公众舆论态度和行为产生同等甚至更强的影响。

具体而言，它指的是行为主体在媒介沟通中，感知他人真实存在并与之建立情感联结的能力。简单说，就是能够体察到对方的情绪，听懂对方的关切，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

案例一：嫣然天使医院关停风波——正向情感驱动的高临场感舆情

2026年初，李亚鹏创办的嫣然天使医院面临关停的消息传出。该医院十七年来累计完成了1.1万台公益手术，帮助了无数唇腭裂患儿。消息曝光后，网络瞬间成为一个“爱心接力场”，超过27万网友通过捐款、购买公益周边等方式支持医院，相关话题连续多日占据热搜榜。最终，官方明确表示“医院公益性质不受商业纠纷影响”，稳定了社会预期。

从社会临场感理论来剖析，该事件通过情感感知维度的深度共鸣，构建起了高强度社会临场感，让公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公益参与者”，最终推动舆情向正向发展，彰显了网络空间的正能量。

在情感感知维度上，医院的公益实绩与患儿的康复故事，精准触动了公众的“善意本能”，激发了“不能让公益者寒心”的情感共鸣，并直接转化为“在场支持”的实际行动。

在场景沉浸维度上，通过展示患儿术前术后对比、医生工作日常、捐款使用明细等具象化内容，让公众清晰看到自己支持所能带来的实际效果，构建了“我在参与拯救公益”的临场体验，从而提升了捐款与转发的意愿。

在互动感知维度上，医院及时公布捐款进度并感谢公众，网友则在评论区分享支持行为、传递爱心，形成了一个“付出、反馈、再付出”的正向互动闭环，使得社会临场感持续升温，推动了公益行动的规模化开展。

这一案例表明，在正向舆情引导中，可以主动构建高社会临场感，通过具象化场景、情感化内容和正向互动，激发公众的善意与参与感，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公益类舆情的核心在于“透明化”，即公开信息与具象化效果，这能强化公众的临场体验，提升公益行动的公信力。

案例二：自媒体人刘虎被抓案——争议性舆情中的社会临场感二元博弈

1月29日，前调查记者、自媒体人刘虎与合作作者巫英蛟共同发布文章，指控四川蒲江县县委书记蒲发友存在多项问题。2月1日，巫英蛟在河北被成都警方带走，刘虎则在赴京途中失联。2月2日，成都锦江警方通报对二人以涉嫌诬告陷害罪、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由成都市公安局指定管辖。

事件迅速引发舆论震动，核心争议聚焦于“公民监督边界”与“司法公正”。支持者认为刘虎长期从事舆论监督，此案可能挤压公民监督权，担忧产生“寒蝉效应”；反对者则质疑其“收费帮企业发声”的牟利行为合法性，认为捏造事实诬告公职人员理应追责。目前案件仍在侦办中，警方未公开完整证据链，相关指控细节尚未完全核实，舆情仍处于发酵阶段。

这种争议性舆情的应对，关键在于“平衡二元情绪，消解对立临场感”。应首先共情双方的核心诉求，再逐步披露信息，避免因情绪对立加剧舆情极化。

同时，需以“公开透明”来破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理解偏差。针对此类涉及监督边界与司法程序的舆情，官方需要阶段性公开可披露的证据与案件进展，用权威信息构建统一的“事实场景”，以此对冲各方因片面信息而产生的场景联想，降低因差异化临场感带来的舆情风险。

此外，应重视专业圈层的“临场感引导作用”。律师、媒体人等专业群体的理性解读，能够有效厘清监督与违法的边界，引导公众从“情绪代入”转向“理性判断”，避免临场感转化为非理性行为。

如何具备高社会临场感？

这种能力不仅能读懂文字背后的潜台词，更能理解话语之外的情绪张力。它无法通过短期培训速成，而是来自长期的积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具身性：能够全身心投入交流，感知对方的情绪波动与心理状态。在与他人沟通时，专注倾听，通过对方的表达细节敏锐捕捉其内心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其需求与感受。

共情力：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处境，不轻易做出评判或预设立场。面对他人的困境时，尝试站在对方角度思考，感受其情绪，给予真诚的关心与支持。

社交经验：通过长期的人际交往活动，积累沟通与相处的实用技巧。在与不同对象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总结，提升自己的人际交往效能。

同理心：对他人的痛苦与困难能够感同身受。当看到他人遭遇不幸时，能体会到其痛苦，并给予温暖的安慰与支持。

审辩思维：能够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理性的分析与判断。面对纷繁的观点与信息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盲从，通过独立思考做出决策。

反身性：能够时常反思自身言行是否可能引发误解或造成伤害。在人际互动中，持续审视自己的行为，及时调整不当之处。

亲社会性：具备主动关心他人、乐于助人的品质。积极主动地关注身边人的需要，在能力范围内提供帮助。

综上所述，社会临场感并非舆情传播中一个隐性的变量，而是贯穿舆情发酵、演变与处置全流程的核心逻辑支点。从嫣然天使医院事件的正向临场感构建，到刘虎被抓案的对立临场感平衡，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舆情工作的关键，在于通过对情感感知、互动参与及场景沉浸的精准把控，实现对公众“虚拟在场”体验的正向引导与合理调控。

对于每一位舆情工作者而言，掌握社会临场感的核心要义，不仅是提升舆情处置效率的技术手段，更是践行责任担当的能力根基。它要求我们既能读懂公众情绪背后的临场诉求，又能通过科学的应对策略凝聚社会共识；既不畏惧高临场感带来的舆情张力，也不忽视低临场感背后潜在的危机。

作者：杜文杰

新华通稿舆情智库研究院院长/新华网高级网络舆情管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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